我的农民父亲

　　我的农民父亲

　　作者：墨芝

　　2022年5月12日，父亲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那天下午五点，我赶到养老院的时候，看到他躺在床上，眼睛已经无法睁开，只有呼吸还算正常。我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轻轻地呼唤他，没有回应，但是我相信他应该有感应，眼皮微微动了几下。傍晚7点钟的时候，感觉到他已经不行了，呼吸越来越微弱，护工刘大姐跟我说，根据她们的经验，这已经是弥留之际了，这个时候只要帮着扶起上半身，他就能安心地落气了。我实在不忍心，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就这样真切地看着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生命就这样停止了，一切是这样地安静安详。我和老弟白俊一人在他一边，都拉着他的一只手，要让他感觉到我们的牵挂，让他放心安心地去往天堂。我觉得整个世界是如此地安静，窗外春意盎然，万物生长，绿意浓甦。生死交互，竟是如此的平常而真切。

　　从我五点到父亲身边一直到他去世，父亲再没有一点言语，没有给我留下最后一句话。其实，该说的父亲早就已经说了，该交待的也早已交待了，再没有一句话，再没有一个字，却胜过了万语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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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虽是普通的农民，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农民的一员，但父亲是极其幸福和经历丰富的一个普通农民。1936年出生的他，尝尽了旧社会的艰苦，亲身体验了新中国建立的巨大幸福，经历了土地改革的激情澎湃，也参与并感受了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的光辉岁月。他是历经磨难的，也是极其幸福的，是祖国伟大变革的受益者，也是最基层最直接的参与者，更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创造者。

　　1982年召开的雷山县劳动致富大会代表合影。父亲为站立第一排左七

　　当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迎来解放的时候，直到1950年9月，贵州的雷山县才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刘邓大军。雷山只是西南边陲贵州一个只有5万多人口的小县，解放雷山的时候，刘邓大军只用了一个师，就席卷了蒋匪的残余势力。父亲后来给我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眼含热泪，无比动情。其实当时到雷山的只有一个团，但是他说当时漫山遍野都是解放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浩浩荡荡的大军犹如浩瀚的洪流摧枯拉朽，人民载歌载舞，欢呼新时代的到来。解放前父亲在地主家做雇工，属于旧社会的最底层，是我党我军最关心也最值得依靠的群众。当时才14岁的父亲被抽调到县里的农村工作队，跑前跑后地给解放军搞联络工作，那时候正是秋天，沉甸甸的秋景给父亲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解放之初，一切欣欣向荣，一切也百废待兴。当时，国民党残部纠结当地土匪，在雷公山成立了“贵州东南绥靖区司令部”，依托雷公山茂密的森林和险峻的山势，妄图顽抗到底。雷山虽然解放了，但是大大小小的战斗依然经常发生。父亲曾经告诉我，有一次在县委低矮的食堂门口，当时的中共雷山县工委副书记王春智抱着他，不禁嚎啕大哭。书记告诉他，现在工作千头万绪，一切都百废待兴，而人才奇缺，找不到信得过、能干事的人，你们是县委值得依靠的群众，农村工作形势复杂，而蒋匪残余依然猖狂，大家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要努力工作，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劳苦大众，一方面要随时警惕反动势力的反扑，保证革命成果。两人抱头痛哭，激情昂扬又倍感压力，父亲带着书记的嘱托，以更大的激情回到家乡更加努力地工作。

　　当时交通极不方便，掌批村又是雷山偏远的山村，处在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上，全村大约一百二十来户，在雷山算是大的自然村了。没有上过一天学校的父亲出任土地改革工作组副组长，每天上山下山，挨家挨户，跑遍了全村的每一块土地。因为不会写字，他就用符号标示，硬是把全村的土地作了一个全面的普查。多年以后，我在家里的箱子里，看到他记录的密密麻麻的册子，从那些根本看不懂的符号上，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工作的艰难与艰辛。我能体会到他们那一代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对新生活的热切期盼，看到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对事业充满了激情，这种激情，伴随着他从解放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那时候起，父亲拼命学习，他抓住一切机会向身边的每个人学习。到县里开会、到公社开会、在工作的每一个场合，他都拉着有文化的人，找他们问字怎么写，工分怎么记，任务怎样分派。在半年多时间，他硬是把全村六百多人的名字都会写、写全了，把全村1915块水田、三千多块旱地和无数的山林都写得清清楚楚。当时掌批村共有四个大队一百二十多户，每户多少人口分别叫什么名字，每个人的名字怎么写，他都清清楚楚。他把这些基础信息全部记在县委发的笔记本上，并把田地和山林一一对应且烂熟于心。父亲在开全村村民大会的时候，谁家的地左边是什么情况，右边靠着谁家的，谁家的自留山上抵坡顶下抵溪河，右挨谁家左接谁家，这些数据和地块，都是信手拈来，无一不准确无疑，这是他用功用心做事的结果，是他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体现，也是他获得村民高度信任的基础。后来父亲被村民选举为村生产大队副大队长，并专门负责与公社和县委的联络工作，就是因为他对村情了如指掌，也是县委对他信任和放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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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历经磨难也极其幸福。父亲参加工作时刚刚14岁，搞土地改革、梳理全村生产要素、组织村民发展农业生产，忙得不亦乐乎，直到26岁才结婚。然而不幸的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和过度劳累，母亲只和父亲共同生活了10年就去世了。1972年，我的母亲才32岁，一天傍晚和社员们收工回家后，突发疾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时大哥10岁，我才两岁零几个月，一个家庭瞬间支离破碎。从那时候起，父亲从未再娶，我们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很多年以后，与父亲谈到那段艰苦岁月，我依然感受到父亲内心的坚强，感受到父亲对母亲博大而深厚的爱恋。爱情要有多真挚和多真切，才可以化作一种力量，给你在未来的人生中依然热切如初，照耀着你、温暖着你继续前行几十年直至人生的最后终点！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情与感动，眼噙热泪，心绪难平。既有我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也有对于父亲和母亲深厚感情的真挚的动容。这一生中，母亲对于我，仅仅只有两个场景的片段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但就算这两个仅存的片段，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无论我身处何地，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没有任何因为早年失去母亲而感到孤独，我总感觉母亲从未离去，总感觉母亲一直就在身边。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她就在我身边，激励着我面对一切未知，应对一切困难。这种感觉，任何语言都是无法描述的，只有在经历了疲惫的奔劳之后，才会偶尔地在内心深处涌起，温暖如初，润物无声。

　　而作为父亲，作为丈夫的父亲，多年以后我也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度过那无数个思念的日夜，是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去消解对母亲的怀念。悲恸与希望，伤心与怀念，失落与坚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交织纠结，一切肯定挥之不去如在眼前。如今，父亲去了，我确信他已经和母亲见面，他们终已相聚，仍然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深情伉俪。而我，会在这人世间的远端，为他们祈愿，遥寄缕缕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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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至1980年这六年间，百废待兴的中国正迎来巨变的前夜。为响应县委号召，父亲带领村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垦荒运动。他们带着农具，到深山老林开营扎寨，一干就是几十天。后来掌批村多出来的一百多亩新水田就是这几年开垦出来的。很多年以后，人们在建设通村公路的时候，施工经过新田的地方，依然感慨父辈们当年垦荒的极端不容易。1982年，父亲被评为全县劳动致富模范，到县里开表彰大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偏远的掌批村，父亲他们迎来了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也是雷山县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劳动致富模范，我看到他们当年表彰大会的集体合影，看到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新事业充满激情的斗志，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后来有一次回家，很偶然的机会，我翻出了父亲珍藏在箱子最底下的老照片。这是父亲获得1982年县级劳动致富模范的纪念照，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记录啊！我看到当年父亲拿到的奖状上写的是“亩产双千斤”。在那个年代，“双千斤”，意味着吃饭的问题得到了基本的解决，那可是了不起的成绩。

　　照片上的第一排，是全县最优秀的劳动模范，听说有些人还得到两百元的奖励，一个人还拿到了一部录音机，那可是极为罕见的奢侈品。如今，这些劳动模范大多都已去世，包括我的父亲。四十年来，这个世界已经翻天覆地，而尘封的照片，将历史这样生动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清晰得如是昨日。

　　包产到户是又一场革命，我们从历史书上看，只知道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然而当时并非一帆风顺。离开了集体，就得靠自己，农民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如果收成不好，再遇上天灾，找谁吃饭呢？我清晰地记得，那段时间，掌批村第七小队二楼的大堂屋里，每天晚上都热闹非凡，人们收工回来，就聚在那里一整夜一整夜地讨论，常常是争得面红耳赤。第七小队的水田比较好，所以分田到户的时候相对要顺利一些。而那些田土位置和地力都不怎么好的小队，情况就很糟糕了。当时掌批村已经从四个大队拆分为十二个小队，父亲是村里的副大队长，每个晚上都轮轴转，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地参加会议，有时候常常天亮了才回到家。

　　人们一直争论，但总得有个结果，最终的妥协就是：农民们决定背水一战，反正“中央、省里、县里的政策都是这样了”。在分了所剩无几的余粮之后，人们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留地自留山。很幸运，我家拿到了一块地力和位置都还算好的水田。随后在包产到户的第三年，父亲成功地当选为全县第一届劳动模范，也是掌批村的第一个县级劳动模范。

　　我现在回读这些历史，不得不承认，制度并不是未来总比过去的先进，至少民主和自由这两样东西是这样的。看着这些照片，你会感到不一样的感动。县领导没有那种正襟危坐，也没有一个领导坐在第一排。县委书记县长朴素得像个农民，混杂在光荣的劳动模范中间，你根本认不出他是哪一个。我想，站在这些刚从泥土中走来的模范群体中间，他们的内心应该是无比自豪的，也肯定是坦荡开怀的。而这些朴实的劳动模范，坦然地将光荣的奖状亮相。那一刻，他们是骄傲的英雄！他们觉得就应该这样，这样才理所当然，而人们，也认为这是顺理成章。

　　由此给我很多的感慨，他们这一代人，对荣誉无比珍惜，对经过自己努力获得的荣光无比骄傲。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把父亲“光荣在党五十年”的勋章挂在他的胸前，用手机给他拍照，告诉他县委没有忘记他，党一直惦念着他，要他好好地活着。这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无法自由行动了，他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胸前的勋章，一个劲地点头，脸上洋溢着满足而幸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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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全村的故事大王，是孩子们的故事宝库。在1978年到1983年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段日子是父亲最为忙碌的时期，包产到户如一股强大的春风，在农村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滚滚热浪。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的傍晚，都有一群小孩在小队的公房门口扎堆玩耍，他们其实是在等父亲收工回来，只要父亲一到，孩子们“轰”的一下围上来，缠着要他给大家讲故事，每次至少要讲三四个才肯罢休。父亲讲的故事很多，有各种鬼故事、有苗族远古传说、有神秘的巫蛊传奇、也有解放前后国共两党的斗争等等。这些故事，是陪伴和支撑我们度过那段食不果腹的日子的最好精神食粮。

　　

　　坐落在雷公山群峰中的雷山县掌批村(张荣斌摄)

　　父亲曾经给我讲了无数个故事，这些故事折射了丰富的人生哲学，阐释了基本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讲两兄弟对待一件事的两种态度为何最终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告诉我们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讲一个农夫失足掉进一个地下龙宫，在龙宫中和一对小龙成为朋友，可有一天农夫逃出来后为了显摆自己的传奇经历，召引人们来破坏了龙宫，最终这个农夫落了个悲惨的下场，告诉我们要知恩图报为善从仁；讲蚩尤和雷公斗智斗勇亦友亦敌纠缠不休的故事，告诉我们朴素的人生辩证法。我从父亲讲述的很多故事中，看到了模糊而清晰的苗族漫长的发展历史。很多年以后，我在《苗族古歌》中找到了很多原型，我很惊讶，对于没有上过一天学的父亲，是如何对苗族历史和文化有这样深刻而具体的理解？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而文化又如此丰盈醇厚，读了大学以后我才愈加明白，其实民族文化的传承，我们血液里流淌的基因，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口口相传，我们才成为现在的我们。通过这些故事，父亲教会我如何认识人生、如何观察社会、如何善待友情，给我提供了一种为人的基本原则。

　　父亲之所以如此热爱讲故事，我想一是因为他本身很热爱，他乐于把脑子里无数的故事分享出来，看到孩子们如痴如醉倾听的模样，他自己应该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二是在那种艰难的生活和工作中，讲故事能够给他带来动力和欣慰，可以纾解疲惫和偶尔迷茫的心灵。他像一个高明的老师，运用娴熟的讲授技巧，把对文化、对民族、对人生的思考，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传授给孩子们，他不仅在讲授的过程中传播了自己的思考，也从这种传播中获得了力量。而他，既是传播者，也是收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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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父亲已经离我而去，那些精彩的故事再也没有人给我讲了。我相信天堂里一定不会再有那种辛劳，他可以一心一意地讲他的故事，让善良和智慧、正直与仁爱永续传播。

　　我把父亲安葬在家乡高高的山岗上，这里视野开阔，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山脉，满目葱茏，生机盎然。这是一片热情的土地，是父亲抛洒青春和热血建设的故土，而今这片土地是如此的繁荣，那层叠堆码的壮阔丰腴，像酱酒一样温婉醇厚。父亲回到这里，他会看着这片山水，看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他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而对于我，故乡的内容又比以前更加丰富，父亲的生命已经融入其间，我将更加深爱这里，更加依恋这里。这生我养我育我的故乡啊！我真正感到与她不可分开，是因为我从这里走出去。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与故乡割舍不了的纠缠，又是如此地强烈。我离她越远，我越依恋她，我越依恋她，就走得越远。

　　愿父亲安息！愿故乡安好！